五四百年》反思五四?一个来自地方社会研究的观点

五四百年》反思五四?一个来自地方社会研究的观点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界游街大会被拘留之北京高师爱国学生7日返校时摄影(取自wiki)

本文由台大历史系副教授罗士杰授权转载(原文连结,图片提供:罗士杰)

今年(2019)是五四运动的100週年,跟几年前的辛亥革命100年一样,各地都出现了很多纪念活动——或举行大小会议座谈,或合力编书,但基本上说的都是五四运动在中国乃至东亚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启蒙意义,基本的论述逻辑都是:现代化是从城市辐射到乡村去的。

这些现代化的价值观,藉由强调「新」的知识分子由上而下进行传播,高呼德先生、赛先生带动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好像如此一来,全体人类的生活就会得到立即改善似的。

这让我想起还在美国教书的时候,每次要跟美国学生讲到五四运动的启蒙意义,我总会先询问在场的学生:西方的启蒙运动发生的时间,以及对西方产生的意义。这对美国的学生而言并不是太难回答的问题,他们大致都可以说出启蒙运动一路是从17世纪中到19世纪中的历史发展。

若说这是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那幺众多学者讨论、纪念的五四运动,同样被定义为中国的启蒙运动,我们又可以怎样理解这场启蒙运动呢?

面对满室的学生,我会先把教室的灯关掉,然后跟学生说:这是五四运动前的中国。短暂几秒后,我再把灯打开,然后说:这是五四运动后的中国。记得有学生的反应是:哇,那中国的启蒙运动进行得可真是有效率啊!但也有学生接着问:是这样的吗?中国的启蒙运动可以单用一年发生的一场运动去概括吗?都没有区域、阶级、人群的差异吗?

去年,读到余英时先生的回忆录中,引述到《胡适日记》的这段文字:

《胡适日记》记述一九二二年七月廿四日,北京大学预科招考,一个奉天(瀋阳)来的中学生在考场上问胡适:「五四运动是什幺东西?」胡很诧异,为此特去其他几个考场查问,监考人员说:至少有十几个考生不知道「五四」是什幺。这时上距一九一九年的「五四」不过三年,不少学生或者已忘记、或者根本没有注意过这件事。所以我们不应在想像中过分夸大「五四」的作用,以为「五四」发生以后整个中国的精神面貌便立即焕然一新。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

对于选择以晚清到民国的地方社会为研究中心的历史学者而言,余先生引述的这一段,解释了我在阅读民间收集到的历史文献时,常常产生的一连串困惑:若事情真如那些菁英所说的,那幺为何之后的发展总是让菁英事与愿违呢?

虽然都说五四运动是全国性的,但显然地,就算是以北京大学为志愿的学生,也不见得知道五四是怎幺一回事。换句话说,历史学家反思五四时,除了思想脉络外,更需要强调并深究不同时间与地域间,不同视角所能产生的意义,而非单纯地运用极可能是民族国家所建构的后见之明来继续纪念五四。

回到课上,我会顺着这个讨论,跟学生解释五四与当时中国的世界整体焦虑感现象,再解释所谓中国民族主义是如何与反帝国主义运动乃至于爱国运动连结起来,这样的风潮又动员了一群人,结果产生了怎样的历史意义。

概括地说,从五四运动中,可以看到一股以强调「新文化」(或说强调「新」为前提)所产生的集体焦虑。如此「崇新弃旧」的现象,正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準确点出的:

本来近代中国不论思想社会,都呈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大趋势,洽与「新的崇拜」相表里。崇新则自然重少。从逻辑上而言,中国传统既然黑暗,则越年轻当然受害越少也越纯洁,故少年才代表中国的未来与希望……崇新一代的直接后果,就是不断地追求进一步的新,则「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固亦宜也。一般老百姓,固然要不断追求更新的偶像;就是已成偶像者,也要不断地破旧,以证明及维持其新。可是新总是相对于旧的,一旦旧被破除,新也就不成其为新。如是则既存的偶像转眼已旧,不得不让位于更新者。如此循环往复,没有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持续象徵,于是中间主干之位空虚就成为近代中国持续的社会现象。

——罗志田,《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




2015年台大历史系「地方的近代视野」学术座谈会,郑振满(左)与罗志田教授

这样一个「中间主干空虚」的现象,可以充分展现在城市知识分子对现代性(而非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上。但对于当时不居住在城市的居民而言,这样空虚的现象又如何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所体现呢?当时中国的百姓只有追随「被启蒙」与「反启蒙」两种选项吗?民间没有所谓自主性这个选项吗?

另一方面,由于晚清以来推动的教育改革(新式学校)以及基督宗教两两相乘,在地方社会中形成强大竞争,千年以来依恃科举制度取得政治权力的文人阶层及其后代,早已出现离开地方到城市就学定居、去追求新生活的状况。这可清晰地见于鲁迅1921年写下的短篇小说〈故乡〉,透过对少年闰土及其他乡间故旧们写出的惆怅,文末还有对「新生活」的想望所写出的经典句子:

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故乡〉

除了鲁迅笔下表露出惆怅与不确定外,更清楚的是:我们也看到所谓的新式知识分子对地方的依存度与影响力都在迅速下降。那幺处于同一时空但位于乡间的知识分子又在想些什幺?他们与五四运动产生的律动又是怎样?

过去廿年,关于近现代的地方历史文献大量出现,透过结合官方与地方的说法重新编织后,经反思形成的历史书写,对过去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中心的书写产生了强大的挑战。也因此,史学渐次可以回到以百姓生活变迁为中心的历史研究。

关于此点,姑且以浙江省温州乡间的塾师张棡以及他的日记为例。综观张棡长达60年的日记所透露出的讯息,他除了短暂几次前往杭州、南京应考与游历外,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温州乡间度过。透过他的日记可知:他是五四运动发生后将近10天,才从报上得知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但也不明白确切发生的状况。

对张棡来说,他对辛亥以来日常生活中文化变迁的看法与产生的质疑,可见于他在五四运动发生前两年,以国文老师身分对温州师範学院毕业生的训词:

近人谓庸医戕四万万人之身,学究真戕四万万人之心,真痛乎其言之也。
今中国自立校以来,已二十余年矣。毕业于东西洋及京师大学堂者,亦不下万余人矣。而共和之后,以财贿为桄梯,以谋差为祕诀者,无一非学堂出身之人。问道德,则道德无可言;论事功则事功不足述。校之科举时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情形,竟不相远。此无他,由其视毕业为志得意满之期,而不知学问之道无穷,故非区区数年之业,可以毕乃事也,故其弊遂至此也。

——张棡,《杜隐园日记》

从上文可见,乡间文人对19世纪末以来新式学校造成的冲击的反思。再从地方社会的视角出发,关于所谓五四运动后民间的反应,也可见于张棡在听闻革命党领袖孙文过世的新闻后,在日记中写下的:

1925年阳曆3月30日:午刻赴劲夫家吃酒,时醒同侄同席,谈及孙中山已经逝世,其丧事之热闹,饰终之矜宠,一实无两。闻其殓尸之棺先暂用铜,另日又用玻璃,此真闻所未闻者。但予(张棡)思孙氏以革命党魁,造成民国共和,虽似有功,然破坏旧道德,养成新潮流,使天下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则未始非孙氏之罪也。使死若有知阎罗铁鞭,当令此公之背试之,目前非份之荣,何足算哉!

——张棡,《杜隐园日记》

张棡的见解并不是单一个案,简言之都是挣扎于所谓的「崇新弃旧」,而显然所谓的「新」只有提出,却没有解决问题的矛盾。类似的状况,我们也可以在牛津大学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对几乎同时期的山西乡绅刘大鹏的研究中得见。

如此看似有所联繫但实际上隔阂甚大的现象,尤其表现在对地方宗教传统文化存续的看法上。这让我想起我在田野间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




(左:沈艾娣《梦醒子》英文书影,右为张棡80岁时)

我的研究是希望透过地方社会的研究,重新反思现代民族国家所塑造的历史。採取的方法是透过田野,观察民间最重要的权力运作逻辑:民间信仰,去研究地方社会运作的民间逻辑。

过去在许多关于地方社会,特别是地方宗教传统的课堂上,我总会找机会向老师提出一个问题:您花了这幺多时间研究这些民间信仰,请问您相信这些吗?问过很多老师,有些老师摆摆手、笑笑地说:课堂上不讨论这个问题吧!也有些老师会告诉我:我们只讨论可以论证的问题。也因此,这样的疑惑存在我心中多年。负笈美国后,特别是经历了不同信仰文化运作下的印证后,对这个问题的困惑只有更深。

直到2006年夏天,我第一次前往中国乡间进行田野工作。在宋怡明(Michael Szonyi)教授的指导下,我先是前往浙江温州,之后再準备前往福建莆田与郑振满教授学习,后续又前往山西跑村子。

记得在前往莆田的路上,宋老师要我去福州拜望福州大学教授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我还清楚记得施老师骑了一台脚踏车来福大招待所接我,那两天的时间能够亲炙祖师爷级的学者,真是难得的醍醐灌顶经验。

施老师的传奇在于他出身瑞典的传教士家庭,但毕生是以中国道教传统的研究为职志。更传奇的是,他同时也是受过认证的道士。还记得那天施老师说道,1960年代他到台湾从事田野研究时,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他搭吉普车花了3天时间才从台北来到台南。到台南后,他师从国宝级的道长陈荣盛,之后继续在台南从事道士工作,并颇受地方好评。

这样过了大约6年光景,施老师準备回法国完成博士学业,当时民众还摆了几天的流水席来欢送他。说到这段过往时,他流露出令人钦羡的自得,笑说:那几天的流水席,可是我所受到最大的荣幸啊!




左图:施舟人(后排中),右图:施舟人(左)及陈荣盛道长

从福州往莆田的路上,我忍不住又问了那个让我困惑已久的问题:施老师,从您的角度出发,请问对于中国的民间信仰,您是信或不信呢?

那时我已做好可能挨训的心理準备,果不其然,施老师马上板起了脸,但他说:你这个问题就跟很多你的老师一样,都是受了五四运动的毒害!

对那时的我来说,五四运动其实只是存在历史课本上的一个专有名词,从来没想过那个运动对我的日常生活的影响。五四运动好像是「他们」的事,跟「我们」其实是无关的。最起码,我只有在学校听过这个名词,从来没听过家中或认识的长辈提过这件事。

但有意思的是:这个名词竟然可以用来解释几乎所有跟20世纪以来文化发展有关的面向。不得不承认的是,五四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一定程度上就是以质疑所谓的旧文化为基础。诚如五四时代的大将陈独秀所说的:「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的生存而归消灭也。」

这句话鲜活地点出当时所谓的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爱深责切的看法。但施老师接着说,他来台湾做田野研究时,看到路上有道士在做仪式,先是基于好奇走过去看,等到近身观察后,才发现并惊叹这些道士穿着的衣服竟然如此漂亮!仪式进行时周边配合演奏的音乐竟是这样特别协调好听。更重要的是,看道士唸的经,虽说都是认得的字,但显然已经是另外一套知识系统了。

所谓的知识分子,怎会对这套知识体系几乎一无所知,甚至抱持轻蔑的态度呢?施老师当时心想:这样在街边轻易可见的优美文化,为何都没有人去仔仔细细地进行严谨的学术研究呢?

后来他将这些疑惑跟一些学界的朋友分享,大家也都只是笑笑跟摆摆手。换句话说,陈独秀那段看来激进的话,其实一直存在后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夸张地说,五四运动后的一些知识分子,慢慢地变成离开乡土与传统而仍感到自得的一群人,这样的影响可说到今日都还没完全消退,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值得反思的事。

最近这段时间,所谓的「接地气」变成普遍被接受的口号,学术圈中的「做田野」也成为重要的概念与理论方法。然而只要走到常民的日常生活间,一切难解的概念与学术问题就能得到突破吗?或者研究者只是继续蒐集地方的资料,去重述已经知道的事情?

时值五四百年之际,吾辈也应该重新去思辨:做为複数的「民间传统」,是如何在现代生活的不同层次间持续产出意义。除了透过田野与民间历史文献的探索,去重建民间与国家的竞和关係外,还有什幺可能的问题发展方向吗?

对此,我想起1988年日本学者若林正丈与历史学家吴密察这段深具启发性的对谈:

若林正丈:台湾本位的视野,在「家庭」内顽强地延续着。现在新生代所主张的「台湾意识」,正也代表上一代被压抑的思想,并借新生代的力量纷纷表达出来……以台湾为本位的思考模式,在家庭中被保留下来。这也证明,以国家的力量由上而下,强加灌注的「中国国民」的意识,虽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却不一定能渗透到家庭之内。

吴密察:我和我的环境很早就知道学校所教的是「那一套」,我们上学只是为了识字,也就是要学会怎样记帐写字。其他的,我们似乎也从未期望学校教我们,即使学校教导了不少「大道理」,我们通常也把它当成这是「他们」说的。

——若林正丈、吴密察,《台湾对话录》

当年若林老师说到的台湾本位,时至今日,我以为更可以拓展到「民间」或「地方」本位,所包括的面向会更大。五四已经100年,除了新文化运动、反帝运动、爱国运动的那些「大道理」外,非常希望在台湾的我们可以更从地方与民间的角度出发,去廓清那些「他们说的」对我们日常生活观照所产生的长期影响,进而重新去思索:如何基于对土地的感情及对人性的理解,重新编织出历史书写,而走向更多元、更有韧性与自信的本土文化。

我想,这会是今日反思五四所能产生的最重要意义。